今天中央研究院召開兩年一度的院士會議,本來這種學術社群會議與一般社會關係不大,但中研院的院士會議長久以來受到相當關注,總統會去開幕致詞,也有晚宴招待,院士選舉前大張旗鼓地公告人選,選後大報當選院士之名,有時還細究票數多寡,比諸過往歷史的登科中舉還要盛大,是其他國家少見的。

今年的院士會議更受到注意,原因是中研院設立88年來,頭一次見到才選上院士就擔任院長,並主持院會的現象,新任院長雖是以第1高票的慣例膺選,但院長選舉程序瑕疵引起多位院士連署質疑,都給這次院士會議帶來負面影響。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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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8年前中研院的設立,仿效法國法蘭西學院的典範,是要建立一個大學院,中研院的人文先行,俱見出當年蔡元培等先賢的學養識見,以及立意境界的深遠。當年中研院初創,雖出於國事紛沓、外侮侵踏的時刻,但建基於安陽殷墟考古的學術根底,卻是獨步全球的。

中研院設立後20年,1948年才初選院士,那是我學術傳統的首創。那回選的頭1屆院士有81人,後來在台灣做了中研院長的近代著名學者胡適是其中一人。

1948年的院士選舉,行之於風雨飄搖的大陸撤守前夕,但那一回的選舉卻留下典範,連1年後才在大陸建政的中國新政府,其後設的中國科學院2009年還刊出一篇長文〈那一年的院士選舉〉,回敘並肯定民國時代那次院士選舉的「白璧無瑕」。

冷戰兩岸對峙,中研院成為學術道統象徵,胡適1958年回台擔任院長,自有其象徵意義,之後諸多海外學術碩彥的膺選回歸,對比冷戰尚在鐵幕之後的大陸,自是勝過一籌;如果對比1949年初胡適與傅斯年在南京夜飲並吟陶淵明詩的新亭對泣,可說偏安中的小成。也因為那樣的風雨如晦局面,中研院2年1次的院士會議,就愈顯意義深遠。

中央研究院的改變,可以李遠哲1994年擔任院長為起點。李遠哲是台灣出生得到諾貝爾獎第1人,他退休前提早回台,當時普獲好評,社會對之禮遇甚隆,中研院的預算也很快由30多億元,到上一年度已逾155億元。

李遠哲是1986年得諾貝爾獎,那些年他與大陸大連物理化學所科學家交流密切,也曾在北京與鄧小平會面,但是他膺選中研院長,還是發生辦公室遭人縱火,甚至有人寫信認為他一個台灣人,如何有資格擔任中研院長。後來他主導教改諮議,又公開挺扁,如果對比胡適當年對蔣介石在院士會議講話的當面駁正,吳大猷的犯顏直諫,中研院長久堅持學術獨立之形象,一夕丕變。

後來李遠哲任內推動「院士本土化」,雖有鼓舞在台學術工作者士氣之效,卻難免人事牽扯糾葛,造成學術標準的妥協,以及學術社群風氣劣化,院士成為學術階層的敲門磚,院士的形象也江河日下。

前些時85之齡的中研院院士錢煦發表回憶錄,書中簡略提到他的父親錢思亮擔任中研院長時,2次主動介入,希望在他任內不要選兒子錢煦為院士,錢煦後來在第3次院士會議膺選,父子同科反傳為美談。

有云,中研院是國家學術最高機構,但學術的榮耀與尊崇,如春風煦陽自然而來,此次中研院院長選舉,有謂程序完全合法濾水器 光頭水,試問,學術的尊嚴又豈是選得來的?(作者為科學文化工作者)

(中國時報)



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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